CBDC本质上是数字经济演进到金融领域的结果

央行数字货币（CBDC）是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随着CBDC逐渐由理论探讨变为现实方案，不少人认为这将引发新一轮的“金融革命”，给世界金融体系和国际金融秩序带来革命性的冲击。然而，从货币发展史的角度看，CBDC本质上仍然是数字经济正常演进到金融领域的结果，尽管确实也会对货币体系的发展和金融系统的运行产生巨大影响，但尚未脱离现有的国际金融规则体系和各国货币金融管理架构。因此，作为法定货币在数字经济时代的最新体现，CBDC更多是各国货币当局为适应数字经济发展规律和应对私人数字货币冲击而进行的一种“变革”。

当前，全球范围内央行数字货币正在加速推进。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等机构2020年10月发布的《央行数字货币：基本原理和核心特征》报告，全球80％的中央银行均参与了对CBDC的研究，其中一半的中央银行同时关注零售型和批发型数字货币，有10%的央行已进入或完成试点运行阶段。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10月以来，美联储、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先后对数字美元、数字欧元和数字日元的实施计划密集表态，一改之前较为保守的谨慎态度。日本央行也于近日宣布进入CBDC验证性测试阶段，并正在与美联储、欧洲央行等联合研究制定CBDC的共同规则和平台。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主要发达经济体加速布局数字货币的趋势，也预示着未来全球数字货币的竞争格局将迎来实质性的变化。目前，中国央行数字货币（DC/EP）的研发处于相对较为领先的阶段，已经在多地和多个场景下开展了数字人民币的有序试点，并且取得了较为稳健和符合预期的成效。

由于央行数字货币是各国央行发行的数字形态的法定货币，兼具法定性、中心化和多元化的特征。“法定性”不难理解，由于发行主体是中央银行，不管货币是何种形态，央行都承担了“最后贷款人”的角色，背后作为支撑的是国家信用。正因如此，“中心化”与“法定性”是联系在一起的，作为数字化的金融基础设施，“中心化”管理模式保证了央行的货币调控职能，使CBDC不仅超越了传统的现金和商业银行电子货币，而且与“去中心化”的私人加密货币和虚拟货币有着本质区别。所以，CBDC是内嵌于主权货币发行体系之中，以“法定性”和“中心化”管理的标准来衡量，与比特币（Bitcoin）和天秤币（Libra，最近更名为Diem）等非主权货币相比，其货币属性的优势不言而喻。

“多元化”指的是由于各国金融基础设施、数字经济发展阶段和货币发行体系不同，CBDC在具体设计方案、实施机制和落地场景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性。比如，在目前已落地实施的案例中，加拿大的Jasper项目和新加坡的Ubin项目用于银行间支付结算，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合作启动的Stella项目重点是用于跨境支付，这些都属于批发型CBDC项目，而瑞典实施的e-Krona项目和中国的数字人民币（DC/EP）主要用于替代现金支付，是典型的零售型CBDC。而且在CBDC基础设施方面，不同国家的选择也有所差别，有的国家采用分布式账本技术（DLT），有的则采用传统技术，而部分国家如中国等则基于传统数据库和DLT的混合系统，这就形成了基于代币或基于账户的技术区别。

不同类型的CBDC对金融体系运行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批发型CBDC主要用于金融机构和中央银行之间的支付，将有助于支付结算效率的提升，比如，实现券款对付和支持同步跨境转账等。零售型CBDC面向公众和私人机构开放，主要目的是维护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主体地位和促进金融普惠，同时也将显著改善现有的货币政策实施和电子支付格局，并对参与其中的金融机构和私人部门带来行为模式的调整。比如，中国所实施的零售型CBDC数字人民币（DC/EP）基于中心化管理、现金替代、双层投放和可控匿名等特征，不仅对于拓展电子支付普惠边界和提升货币政策传导效果有积极作用，也将带动参与“双层”运行的科技公司和金融机构提升技术创新及数字化应用水平，还有助于拓展人民币的跨境支付场景、助力人民币国际化。

CBDC应用可能带来的冲击和风险

相关研究表明，CBDC可能对现有货币框架和金融结构产生潜在的负面影响，从而带来金融稳定风险。比如，对第三方支付机构和商业银行可能产生挤出效应，加剧金融“去中介化”；一国用户如果使用外国CBDC可能导致国内主权货币使用的减少，极端情况下造成数字货币的“美元化”现象等。对于这种潜在金融风险的考量，也是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央行推进数字货币较为谨慎和保守的原因之一。正如2021年3月25日欧洲央行官员在一篇公开文章中再次强调的，数字欧元的出发点是应对私人数字货币和非欧元区主权数字货币的挑战，核心目标依然是维护欧元的稳定和欧元区金融的稳定，如果未来数字欧元被正式引入，它将不会完全取代现金，也不会削弱商业银行的金融中介地位。由此可见，CBDC与金融稳定的关系是其设计框架中重点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在当前各国货币金融系统面临周期叠加型冲击的情况下，各国央行需要在CBDC实施过程中加强政策沟通，从而引导市场和民众建立起正面且稳定的预期。

CBDC对商业银行的冲击主要体现在其对银行存款的潜在替代效应。进一步，这种替代效应可能加剧银行层面的“金融脱媒”，从而影响金融稳定。如前所述，由于批发型CBDC不涉及公众层次，我们关注的是零售型CBDC在不同机制设计下对银行存款的挤出影响。根据利率结构和风险传导渠道的不同，可以分为一般情形和极端情形两种机制进行分析。

一般情形下，零售型CBDC对存款的影响取决于其是否计息以及利率水平。CBDC利率将通过价格传导机制改变存款利率和市场利率水平。如果CBDC不计息，那么就只是现金M0的替代，正如数字人民币所采取的模式，不会对银行存款产生实质性影响。而如果CBDC是计息的，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CBDC利率不仅将成为一种新的政策利率，而且会直接冲击商业银行的存款利率，进而改变银行吸储选择和储户行为。具体而言，在CBDC利率低于存款利率的情况下，存款利率显然不会受到太大影响。当CBDC利率高于存款利率时，其利差程度的不同会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一是CBDC利率略高于存款利率，这可能会引致银行将存款利率提高到同样水平，结果是扩大了储户基础和存款规模，但也增加了成本；二是CBDC利率显著高于存款利率，银行即使抬高存款利率仍无法消除利差，储户转移存款的动机增大，存款规模的减少导致批发融资和抵押融资增加，进而迫使银行间市场利率和风险溢价上升。

极端情形下，零售型CBDC对存款的风险主要在于“数字挤兑”。风险环境和市场预期的变化会改变居民对于安全性资产的配置结构。通常来说，商业银行存款具有较高的安全性，而且存款保险制度为其提供了有力保障，因此现代社会很少出现银行挤兑风险。然而，零售型的CBDC在安全性和便捷性方面无疑更具优势，人们向安全性更高资产转移的动机在风险环境下也会更加强烈。如果发生局部风险事件，不管CBDC是否计息以及其利率水平如何，都可能会导致储户大规模的将存款转移到CBDC账户，而数字化现金的便捷性又或加剧挤兑行为。

当然，上述分析都是理论上的预判和推演。实际操作中，央行可以通过完善CBDC相应的机制设计，使商业银行受到的冲击风险可控。比如，对CBDC采取可调整利率进行计息，并且不对存款和CBDC之间的按需转换提供担保，这样就保证了不会存在利差导致的存款转移行为。同时，还可以增加限制条件以提高“挤出”门槛，比如，控制CBDC的大额持有、限制存款向CBDC转账的额度、对CBDC异常大额余额账户征收费用，等等。

总而言之，CBDC对于商业银行的冲击和风险总体是可控的。正如BIS在其报告中所提出的类似“货币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内容：承诺任何潜在的CBDC都不应损害央行的货币和金融稳定使命。央行的功能决定了CBDC承担的是数字化金融基础设施和安全性公共物品的责任，而不会是现有金融体系的“破坏者”。在此意义上，CBDC为开放式的金融生态提供了全新的“进化”基础。不仅促使金融机构和科技公司在开放平台上多样化发展，也将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的普惠性，让更多人享有数字化金融创新的成果。

央行数字货币给商业银行带来的更多是变革机遇

当前，随着各国CBDC研发进程的加快以及相关标准的不断完善，CBDC在设计机制和运行架构方面也逐渐取得更多共识。其中一个关键结论就是，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中介机构，将在CBDC发行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都表明，零售型CBDC不可能绕开中介体系而由中央银行直接面向大众发行。这样既不利于金融体系的良性运转，也不符合CBDC公共性和普惠性的定位。以处于全球CBDC试点前沿的数字人民币为例，其“双层运营模式”保障了商业银行能够最大化地发挥既有基础设施功能，并建立新的数字化转型升级优势。因此，CBDC不仅不会动商业银行的“奶酪”，而且还会帮助商业银行将数字化运营的“蛋糕”做大，为商业银行在新的未来赛道上提供更多变革机遇。

CBDC可以降低商业银行运行成本。不管是批发型还是零售型CBDC，商业银行的运营都会因为央行的数字化发行体系而受益。零售型CBDC由于对现金的替代，可以直接降低银行的现金管理成本，提高银行在相关业务和管理方面的效率。对于批发型CBDC，央行通过新的技术架构在进行各类场景化测试的同时，也相应提升了商业银行的综合运营经验。以新加坡Ubin项目为例，基于分布式账本技术（DLT），Ubin先后在新加坡元token化、支付系统、券款对付、跨境结算、多币种商业化等方面进行了测试，有十余家商业银行参与其中，积累了关于大额跨行交易结算和跨境支付结算方面的技术经验。

CBDC可以提高商业银行的客户粘性。在“双层”运行模式下，商业银行直接面对公众提供CBDC的分销流通服务。借由各类交易场景，银行得以进一步拓展获客渠道，特别是通过支付服务的提升在零售环节获得留客优势，CBDC的用户更有可能变为银行其他业务的“客户”。以数字人民币为例，随着其试点范围的有序扩大，在生活缴费、餐饮服务、交通出行、购物消费、政务服务等领域的应用场景逐步丰富。公众还可以通过商业银行进行数字人民币红包的领取、支付等全流程操作，有些地方甚至可以在ATM上实现数字人民币的存取款功能。具备条件的商业银行之间也形成了一种良性竞争，服务更加人性化且功能更为完善的银行可以重新建立支付竞争优势，无疑更容易在数字人民币的使用端获得客户青睐，并提供更多增值服务。

CBDC可以加快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在后疫情时代，商业银行普遍加快数字化转型升级步伐已是大势所趋，CBDC的实施无疑又将为此趋势增添新的“催化剂”。对发达经济体而言，前面已经分析的新加坡Ubin项目以及加拿大Jasper项目在测试过程中，均显著提升了参与银行的数字化技术水平。在我国，数字人民币的技术“溢出”效应更为明显。这是因为近年来金融科技在银行系统的应用程度前所未有，使得商业银行特别是大型商业银行积累了雄厚的技术优势，可以借助数字人民币的技术架构和技术中性的特点，进一步加强区块链、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的应用。相信随着对应CBDC的金融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商业银行也将在数字化战略布局、敏捷组织转型、数据治理与数据安全、技术创新投入、业务融合应用以及开放生态建设等方面实现更大突破。

（本文原载于《中国银行业》杂志2021年第5期）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中国银行业杂志。

来源：和讯网